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文化繁荣，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其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具有价值支撑作用。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着“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新样态。而“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和建构有其必然的历史、理论、文化和实践逻辑，更离不开“传统”这一重要渊源。探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传统文化渊源，即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与发展提供文化根基和传统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研究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理论支撑，特别是要“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集中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道德精髓、根本精神和核心思想理念，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核心理念和精深智慧可以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入发展。孙熙国认为：“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精神之基。”学术界探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然逻辑关系，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重要维度。本文主要从以“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为核心内容的中华文化资源与传统文明形态，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传统文化渊源，推进“五大文明”协调发展。

一、道德渊源：立足传统仁爱思想，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我国现代化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探索追求的重要维度，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民提供丰润的道德滋养，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重要论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传统仁爱思想，可以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道德渊源，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应推进思想道德建设，提升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一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推进的重点，面对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思想挑战和价值冲突，199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科学阐释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形势和任务，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集中体现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决议》认为，发展精神文明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关注传统思想道德与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罗国杰认为，要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注意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并最终创造出人类的先进的精神文明，从而更有利于世界各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在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过程中，提升精神文明建设水平，推进现代社会道德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规范体系建构，离不开传统思想道德资源和价值体系的支撑。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与道德行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仁爱”思想的影响，强调在家国同构中践行以德治国和以德树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提出要“深入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理念……并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继承创新，充分彰显其时代价值和永恒魅力，使之与现代文化、现实生活相融相通，成为全体人民精神生活、道德实践的鲜明标识”。（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以“讲仁爱”为核心的道德思想传统“仁爱”思想是支撑中华民族繁衍生息、薪火相传的强大精神力量，可以为现代精神文明建设提供道德资源与价值支撑，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重要思想道德源泉。“仁爱”的内容体系包含四个层次：第一，“修身”之仁以个体为基点，强调身心统合。“为仁由己”（《论语·颜渊》），孔子将其“仁”学称之为“为己之学”，“为己”的根本就是要先修身，在修身养性中实现身体与心灵有机统一。第二，“亲亲”之仁以家庭为基点，强调血亲之爱。“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血亲之爱是仁爱的根基，其所包含的对父母的孝、对子女的养、对手足的敬爱构成了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基本内容。第三，“仁民”之仁以社会为基点，强调人际之爱。仁爱可以超越家庭血缘，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互爱互动，在“三纲”“五常”“六纪”等系列纲常伦理中调整社会关系，构建起涵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规范体系。第四，“爱物”之仁以自然为基点，强调万物之爱。“仁者无不爱也”（《孟子·尽心上》），仁爱可以冲破血缘和人际关系而延伸到自然万物，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国传统社会正是在“仁爱”思想体系的影响和指导下促进道德体系与精神世界建构，推动传统精神文明形态发展。（三）人类文明新形态应立足传统仁爱思想，丰富人民精神世界

社会道德规范的系统建构与人民精神世界的深化丰富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内容，由“仁爱”思想构筑的传统道德体系与规范能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重要支持，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第一，规范个体品性，在修身养性中实现身心统一。“仁爱”思想强调个体生命价值与心灵价值的有机融合。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对个体的身心冲击越发严重，而如何提升个体生活的价值感和意义感是现代文明社会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第二，强化家庭道德，在家风家教中维护孝亲关系。“仁爱”思想重视血缘亲情并建立伦常规范，现代社会同样应该强化家庭伦理规范，因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通过开展家庭家风家教工程来推进家庭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第三，重视社会道德，在互信互助互爱中营造社会风尚。“仁爱”思想强调在亲亲之情的基础上延伸爱的行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现代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关系同样需要道德维系和精神凝聚，而倡导互信互助互爱，健全公共道德、职业道德、政治道德规范，对于铸牢社会道德风尚，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政治渊源：坚持民本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内容，更是政治文明发展的核心要义。而持续“挖掘和开发民本传统中的民主因素，批判和屏弃其中的封建糟粕，将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正确选择”。杨光斌认为，现代中国的民主政治不同于西方民主，“民本主义”构成了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基础。刘九勇从传统文化的视角深入讨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思想渊源。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与传统语境下，“民主”与“民本”有其必然的联系，是研究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要探寻的政治渊源。（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应推进人民民主，提升政治文明民主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标识，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基础和保障。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与探索中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形成了特有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模式，特别是形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应发展好政治文明，完善政治发展形态，全力推进民主进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离不开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国情，因为“民主植根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成长于本国人民的实践探索和智慧创造”。可以说，“人民民主是‘民本’的内在展开”，民主是民本思想发展的理想状态，民本是民主思想发展的理念基础，两者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传统民本思想产生于几千年农耕社会的文明演进、治国实践及其历史反思中，其彰显的历史深刻性、现实效用性和社会实践性对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极具价值。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重民本”的政治理念与治国传统可以为政治文明形态发展提供文化支持，特别是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传统政治渊源。（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以“重民本”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传统“民本”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政治理念和传统智慧，是支撑传统社会政治发展与历史进步的重要思想，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治国思想的丰富内容。其基本精髓包含三个层次：第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应以民为本。“以民为本”作为传统民本思想最为核心的内容，是立国之本。“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唯有人民安稳，才能国家安定，国君安宁，政治昌明，人心聚齐。第二，民贵君轻，立君为民，应重民爱民。“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人民最为尊贵，理应得到敬重和爱戴，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君主一定要领悟“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深远道理，在“重我民”的实践中实现国家安定。因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唯有弄清楚君民关系，才能够真正做到“重民爱民”。第三，政顺民心，强国利民，应富民教民。为了更好地实现政顺民心，首先要强国利民，解决好老百姓的生活疾苦，唯有老百姓富起来才能实现社会安稳。“民富国强，众安道泰”，为此，要兴修水利、制民之产、薄税敛、振贷等，真正让百姓实现共同富裕。同时，“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孟子·尽心上》），还应加强对百姓的教化和引导，才能深得民心，实现政通人和。（三）人类文明新形态应坚持以民为本理念，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探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传统民本基础，不在于寻求古代直接的民主做法和流程，而在于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继承、超越和重塑、升华，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传统的政治理念和思维借鉴。因为“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坚持以民为本，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我们需做到：第一，铸牢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执政理念，落实民本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讲：“民主是什么呢？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问题就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民主的最大意义就在于真正实现人民当权，落实以民为本，守住人民的心。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我们需在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中深入诠释和把握民主的意义，在实践探索中落实民本理念。第二，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程序机制，切实为人民服务。人民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生命，重在民主程序的科学化、可操作、易执行，让广大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具体要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中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第三，充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容形态，保障人民权利。人民民主不仅程序要优化，关键在于民主的结构和内容要完整，贯穿于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服务于人民权利实现的各个环节。正如毛泽东所讲：“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第四，重视民众政治素养，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参与程度。“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为此，我们要培养人民群众的政治素养，提升民主的社会参与度，保障民主的内容和品质。

三、社会渊源：重视诚信建设，实现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层面的发展。笔者主要从“社会文明”的角度探究如何实现社会高质量发展。“社会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重要维度，广义的“社会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等整体范畴，狭义的“社会文明”包含社会主体、社会观念、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行为等具体内容。笔者立足于狭义的“社会文明”概念，讨论如何实现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诚信”思想，不仅维系了古代社会的文明关系，也推动着现代社会的文明发展，可以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重要的社会渊源。（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应推进诚信建设，提升社会文明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社会是建立在人们交往基础上所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总和，而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会在交往活动与社会关系中推进社会环境的和谐稳定，进而推进社会文明的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必然要在社会实践与社会关系中构建起社会文明发展的内在基础，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社会诚信建设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推动文明发展的重要品质。我国传统社会正是以“诚信”为基础建立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规范体系，在“修、齐、治、平”中推进社会文明发展。传统诚信思想对于维系现代社会人际关系与营造良好社会风尚依然具有重要作用，可以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提供价值支撑和历史渊源。（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以“守诚信”为核心的社会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诚信思想，高度重视个体的诚信品格和社会的互信互爱，蕴含着深厚的哲学思想和文明智慧。“守诚信”的传统思想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内涵：第一，诚信为本，不诚无物。“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中庸·第二十五章》）“诚”是自然法则与为人之道，天地浩大无垠，孕育万物，若没有“诚”就无法化成万物；个人立身处世若不能守“诚”就难以成就事业人生。因此，“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诚信作为天道与人道的必然要求，自然成为“天之本”与“人之本”。周敦颐更是强调“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第二，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主要强调道德主体的内在德性，内心要“真实无妄”；“信”则表现为对“诚”的践行与修为，做到“诚于中，形于外”（《大学·第七章》）。孔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言行一致才是践行诚信的必然法则。所谓“以信接人，天下信之；不以信接人，妻子疑之”。第三，为政守信，无信不立。“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诚信是为政立国之本，关系民心向背和国家兴衰，需持之以恒地坚守。“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此外，坚持“为政守信”，为政者首先要做到“正己修身”才能“取信于民”。如若“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三）人类文明新形态应重视诚信建设，实现社会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弘扬诚信文化，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诚信文化与诚信建设机制是维系社会发展的黏合剂，需持续推进和强化。而诚信作为立身进身之本、人际交往之道、治国安邦之基也必然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应有之义。第一，重视个体人格修养，提升诚信品质。“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讲诚信是个体“成人”的重要标志，是每个人的修身处世之根，个体通过涵养“内心之诚”、践行“诚信之本”，从而真正践悟“人道”伦理及意义。现代公民更需要强化个体“守诚信”的文明素质，将其作为基本的行为准则。第二，注重社会风气营造，弘扬诚信文化。不论是靠血缘亲情维系的传统熟人社会，还是靠法律契约规范的现代陌生人社会，其运转过程都离不开诚信文化的价值支撑与环境熏陶。诚信文化具有重要的社会聚合价值，可以推进学校、企业、政府、国家等共同形成慎独风气和诚信风尚，稳固社会关系，构建互信的社会环境。第三，优化信用法规体系，健全诚信机制。韩非子讲：“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社会发展应该建立起基本的社会信用法规体系，更好地保护守信者，严惩违信者，让失信的成本更高、制裁更严、法规更细。传统诚信建设主要依靠人格良心与慎独自律发挥作用，现代诚信建设则应该坚持道德自律与法规他律相结合，通过健全诚信机制，在个体与社会层面铸牢诚信根基。

四、经济渊源：崇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重要内核，更是物质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共同富裕不仅是现代文明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传统文明形态的基本追求，“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以中华文明为根基，在守正创新中展现了中华文明新的生机与活力”。立足传统正义思想，探寻共同富裕的历史渊源，可以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经济渊源，推动现代物质文明快速发展。（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应推进社会公平发展，提升物质文明物质文明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物质成果的总和。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发展“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就要“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因此，物质文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决定其他文明发展的水平和层次。基于物质生活和经济基础的重要性，推进经济领域的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成为现代物质文明发展的基本方向。崇尚正义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旨向，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显著标识。中华民族作为崇尚正义的民族，始终将正义看作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和国家治理效果的基本准绳。以“崇正义”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思想可以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支撑，可以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与物质文明进步提供历史渊源，也必然成为“共同富裕”观念的传统基础。（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以“崇正义”为核心的发展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崇尚正义，并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传统的正义思想包含三个层面的内涵：第一，坚守道义，正义而行。“义者，正也。何以知义之为正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我以此知义之为正也。”墨子将“义”看作治国为政的最高道德准则，必须予以坚守，否则“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第二，公正适宜，各安其分。“义者，宜也”（《中庸·第二十章》），“义”是一种适宜的状态，采取适宜的准则，遵守适宜的准绳，实现公平公正。“故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中国传统社会向往“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社会，追求各尽其力、各求其所、各得其安的朴素正义。正所谓“心无他图。正心在中，万物得度”。第三，见利思义，重义轻利。处理好义利关系是传统正义思想的基本内容，正所谓“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北宋思想家程颢、程颐认为，天下之事唯有“正义”和“利益”而已，两者之间必然“义”先于“利”，否则将混乱不止。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应崇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人类文明新形态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文明，正是以“人民至上”为鲜明特色，以“共同富裕”为实践导向，即“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所以，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然要求，应主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应造福百姓，推进人民共同富裕。“民以食为天”，“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矣”（《孟子·梁惠王》）。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唯有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带动整个社会各求其所、各尽其职、各得其安，才能做到公正适宜。第二，应遵守道义，恪守基本道德准则。“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每个人都应将“义”转化为个体的道德良知和品性，唯有出于本心、良知和情感才能更好地恪守原则。而“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由家庭推演至社会和国家，有其必然的道义和准则要求，需要全社会共同遵守。第三，应践行正义，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吕氏春秋》中的《贵公》篇讲道：“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消弭社会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各种矛盾冲突，惩治腐败、保障民主、维护公正等是重要的社会目标，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第四，应深明大义，倡导爱国互助奉献，推进精神共同富裕。在全社会倡导爱国互助奉献，这充分体现了为他人、社会、国家利益做奉献的道德精神与仁义担当，可以推进精神生活的富足。“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离娄上》）仁是安身之所，义是正确道路，“爱国互助奉献”正是“仁义”思想在现代社会的生动体现，也是推进精神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

五、生态渊源：运用中国和合思维，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重要基础，更是生态文明发展的根本要求，有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强化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与传统思维，推动人与自然相融共生，可以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生态渊源。马振江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理念可从中华文明‘尚和合’的传统中获得源头活水”。（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应重视传统思维，提升生态文明正确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文明推进的重点。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恩格斯也说过：“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既然人与自然具有天然的紧密联系，维系两者的“共生、共融、共利、共达”就至关重要，需要系统的思维观念与思维能力，科学审视和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对我们当今的生态建设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特别是中国传统以“和合”为核心的思维观念，可以深入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和合”是处理事物的最佳思维方式，在世求和平、物求和谐、事求和顺、人求和睦、心求和乐中协调万物生长共存。传统的“天人合一”“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等“和合”思维观念不仅推进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同样可以推动现代生态文明进步。（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以“尚和合”为核心的传统思维  “和合”观念与思维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是人们维系家国秩序、人伦关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正如钱穆先生所讲：“文化中发生冲突，只是‘一时之变’；要求调和，乃是‘万世之常’。”中国传统“尚和合”思想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天人合一，和谐共生。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共生是“和合”思想的主要内容，“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阳平衡、保持和合是最佳状态。为此，“夫大人者，与天地和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在“天人合一”思维观念的指导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第二，以和为贵，和顺于道。“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典章制度、礼仪规范、名分准则发挥作用都离不开“和”原则的指导，“和”的实现同样离不开礼义节制和规制，两者相辅相成。西汉董仲舒讲：“和者，天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第三，政通人和，亲仁善邻。从家庭来讲，“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从国家来看，“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从邻里邦国来说，“百姓昭明，合和万国”。政通人和、亲仁善邻是“和合”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处理家庭、社会、国家、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三）人类文明新形态应运用中国传统思维，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中国传统“和合”思维的现代应用，特别是“天人合一”思维的系统转化，可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力推进生态文明繁荣发展。应重点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个体应把握亲近自然的身心安顿之道。“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的生命及生活本身与自然是一体的，人应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安顿身心、探寻意义、体味田园。第二，社会应探求和谐有序的自然稳固状态。传统和合观认为，“和谐”是世间万物生存发展的整体性状态，包含“天—地—人”一体的有机和谐，即身心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等。生态文明发展必然要维持好整体的和谐状态，在“和合”中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生态。第三，世界要寻求敬畏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天地万物以养人，由于人的力量使得自然由“自在之物”变为“为人之物”，但是自然有其独特的生态系统和运行规律，人类必须“效天法地”，尊重、保护和敬畏自然，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寻求绿色、生态、有机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切实“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六、天下一家：追求天下大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愿景，更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探求“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最终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在大同社会理想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途径和办法，是发扬优秀传统文化解决全球问题的典范。”深入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铸牢天下为公信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天下一家”渊源。（一）人类文明新形态需推进天下大同，促进“五位一体”协调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思想提出于硬实力较量更激烈、软实力竞争更隐蔽、意识形态冲突更严峻的国际背景下，其最终愿景是走向和平，实现“天下大同”。而人类文明新形态必然需要在传统“大同”思想的指导下推进人类文明发展，在中华文明天下观的浸润下推进世界大同。从儒家倡导社会“大同”和“小康”、老子提出“小国寡民”理想到孙中山建立“三民主义”，再到“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一直在探索社会发展的理想图景，试图建构起独有的天下大同景象。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天下大同”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和追求，其坚守的合作理念与向往的和平盛世，必然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更全面发展，特别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奠定传统文明基础。（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以“求大同”为核心的世界观念“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人类从产生之始就在探索何谓“天下”，并在观念形态和实践领域不断创造“天下”图景与秩序，从而形成了“天下大同”的系统思想，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天下”乃“天下人”共有，应消灭剥削和压迫。黄宗羲曾提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从古至今，历代思想家们不断设计和追求“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形态。第二，选贤与能，用其所长。“天下之治，由得贤也。天下不治，由失贤也。”古代早已有“贤者治国”的观念和传统，这对于实现“社会大同”至关重要。墨子提出“尚贤”的政治主张，认为国家“得贫”“得寡”“得乱”的主要原因是“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为此应该“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国家顺治。第三，协和万邦，讲信修睦。实现“天下大同”应该互信互助、互帮互爱，墨子提出“兼爱”思想，“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努力做到“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唯有互爱互敬，才能更好地实现家庭邻里、邦国邻交和睦相处，实现“天下大同”。（三）人类文明新形态追求天下大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提出‘大同’社会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思想‘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精神基因。”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中，我们应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求大同”的“天下”思想，积极向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并致力于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价值理念。第一，砥砺前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在不同历史阶段追求大同世界的图景表现为不同的内容形态，康有为主张破除“九界”的理想社会，孙中山主张建构“三民主义”的大同世界，在今天则表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第二，求同存异，推进人类文明交流与互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坚持天下为公、万国咸宁、协和万邦等独具特色的大同观念，不仅推进了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也促进了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与共存，从历史到现代始终倡导与世界发展同呼吸、共命运、齐进步的和平发展理念，并在实践中不断贯彻和执行。第三，和衷共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大同世界”在当今世界的图景再现，是解决世界难题、全球风险、国际挑战的最佳方案，必须深入构建和推进。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

结语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应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增强文化自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传统文化渊源，既可以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发展，又可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因为“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呈现出厚重、鲜亮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色，充分展示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必将为世界文明进步提供中国方案和有效经验。

《齐鲁学刊》2024年第5期